在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商业团体，在国际贸易中实力雄厚。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之多，其商业资本之雄厚，活动区域之广，在商界的影响之深远，令人赞叹不已。在明清之际，山西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是最有钱的省份。多年前的央视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通过再现几百年前的那些人和事，让观众对晋商当时的文化制度有了大概的认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身股制度对商号发展的重要性，这种激励制度本质上就是今天大家谈论的股权激励制度。它顺应了人性追求幸福逃离痛苦的特点，是当时晋商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晋商在劳资关系方面首创的人身顶股制，也就是以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代替出资占有相应的股份。其目的是协调劳资关系，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身股制经历了300多年，直到1949年终止。身股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因素，它规定“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即出钱形成的资本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

另外，更令人敬佩的是“故身股”也就是说作为顶身股者，在死后的一定时期内仍可参加分红。比时下许多中小企业设计的“任何情况下只要员工离职股权立即回收”的做法更人性、更有远见。据文献记载，高钰是大德通总经理，生前顶身股一股。1919去世，1925年他已到上帝报道6年多，但这年大德通仍向高钰的继承人分红利8000两。所以，大德通接任高钰位置的总经理及其家人必然也会把大德通的事当成自家事一样，这样就不断激励一任又一任的总经理勤勉尽责地工作。

晋商的智慧在于，分切一小块蛋糕激励顶身股者和希望得到顶身股的人不断拼搏一起去做更大的蛋糕，然后大家又可以分到更多蛋糕，接着又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大更好的蛋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将商号做大做强。

考察山西票号经营机制，可以发现，身股制贯穿山西票号经营的始终，包括人才的遴选、规章的执行、激励和约束都与身股制密切相关。而这也正是晋商创造票号辉煌业绩的动力所在。 这种激励对商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下面仅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三点：

首先，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山西商号。

当时山西人择业的顺序是“一流人才进票号，二流人才进衙门，三流人才考科举”。当时山西人不以有什么功名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以在票号有多少身股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就相当于现在拥有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票一样。晋商当时改变了中国社会普遍信仰的“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的社会气氛，颠覆了“官本位思想”靠的就是这种身股制，可见其对人们心灵的冲击有多大。 

其次，使严格的管理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票号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员工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例如，不准纳妾、不准嫖娼、不准吃花酒、不准假公济私等规范员工行为的十不准。票号中极少发生内部人犯罪与这些严格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但员工能接受并认真执行这些制度则是激励机制在起作用。进票号，就像时下年轻人考入公务员，找这样一份待遇高又体面的工作不容易，谁会违规去砸自己的饭碗呢?激励与约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就很难起作用。如果失去现有的工作后可以轻松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员工就不会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 

最后，身股激励能凝聚大批勤勉敬业的员工。

晋商票号中出现了一批勤奋、敬业、有开拓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为票号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在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动乱时，总号让他们尽快撤回，他们仍坚守岗位，减少了票号的损失。他们不仅为了经济利益去努力，同时作为股东之一也是为了一份荣誉而奋斗，今天的老板在为票号的业绩惊叹之时，千万别忘了创造这种奇迹背后的身股制。经常抱怨员工不努力、不敬业、不关心企业生死的中小企业老板请不要随便下结论说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通病，更不要从人品道德上找原因。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如果真是这样，公司是很难改变现状的。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的华为员工和BAT的员工都那么拼呢？所以要借助股权激励机制构建企业科学分配体制，形成优胜劣汰的用人制度。员工的态度会因为企业制度的改进而改善，就像中国38年前搞集体合作组织、生产大队，虽然毛泽东思想力量强大，农民每年都在忙碌，干部管得很费劲，但是种地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可是邓小平实施包产到户之后，田地直接分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自己种，收多收少都是自家的。从此，干部不用监管农民干活了，也不用开大会动员农民干活，但农民们干活比以前更积极、更认真、更有效率，每年种的粮食除了全家能吃饱，还能按规定足额上缴国家，剩下的还能卖不少钱。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充分展现了科学分配制度的力量。

股权激励用的就是同样的原理，用股权的力量凝聚人心，催人奋进！